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我们不仅制定了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制定了一部市场经济的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即1986 年的《民法通则》。
但是，监督法第29条、第30条规定，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撤销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第二个问题是，加强备案审查的能力建设比较困难。
它向我们提出：法规备案审查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精神和决策部署甚至改革的方向，进行权威的理解判断，并以自己的理解判断为标准，来审查检验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适当性？如果有这个权力，就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拥有对宪法法律之外的中央文件政策的解释权，包括对整个国家改革方向和形势的判断权，并以这个解释权和判断权来审查各类规范性文件的适当性。仅拿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来看，就很复杂。从媒体的高强度报道来看，备案审查室的主要工作，显然是审查，而非备案。这方面，不宜将各类文件制定主体的合宪性咨询或者送审请求，以法律或者内部规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否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既然这样，文件制定主体就可以提出：主动审查的条件、程序、标准是什么？主动审查是不是应当公开审查的结果？什么叫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可以是不是意味着主动审查具有任意性？如果有较真的地方人大提出这些问题，全国人大怎么回应？ 第五，如果强调主动审查，是不是要将审查的结果向社会公告？如果不向社会公告审查的结果，公开强调审查的主动性又有何意义？ 第六，应当承认，一件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违法，往往是在实践中才能发现的，没有经过实践，不容易发现问题，强调主动审查未必就有利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合宪性审查既有前端事前审查，也有后端事后审查。一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违宪违法了，它们的制定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是集体责任还是个人责任？如何进行责任分担？建议有关方面做深入研究。拉伦茨曾总结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准备的三方面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
但如所周知，法教义学要与司法良好互动，[93]甚至主要是为司法裁判服务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明确遵守和违反的界限。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117]合宪性审查的良好运行有赖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作业，也有赖宪法程序法研究的推进。
[47]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走向规范宪法成为了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共识，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方向。此外，既有的备案审查制度也终于走上前台，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审议了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决定了，在立法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往往发挥着主要的功能，法学在其中反而居于相对辅助性的地位。（四） 宪法程序法研究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建构还指向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宪法程序法。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宪法学 。[79]从该草案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有依职权审查、依申请审查和专项审查三种方式，审查标准则包括合宪性、合法性和适当性三个层次，该草案还对备案的报送、接收、审查、处理、反馈、公开的程序等作出了规定。
冯健鹏通过对135件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判决依据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的学理准备，为新时代宪法学的自省确立了外部和内部条件。2008年，笔者发表了《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48]稍后，上官丕亮教授发表了《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107] 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王叔文教授明确反对否认宪法规范性的观点。全国人大关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决定中，指出基本法是符合宪法的。
他尝试从规范宪法这一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概念出发，回应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悖论[44]的时代命题。尽管在笔者看来，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而非宪法解释（当然有不同见解），但毫无疑问，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会间接促进宪法解释的展开，而对合宪性解释的研究也必然会推动宪法教义学的研究。
此外，即使是合法性审查或者适当性审查中，也会存在需要进行前述的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的情形。理由显而易见：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合宪性审查这一长期以来仅为学界使用的术语进入政治文件而成为重要制度安排。[92]作为一门法律学，宪法教义学是具有明确的规范属性的。但这个机构的运作却略显神秘，外界很难获知其工作程序或工作成效。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制定主体的权限范围，是备案审查的重要内容，近期热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合宪性以及经济特区法规变更权的界限等，也部分是权限问题。注释: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部门法的合宪性控制（项目号18XNL013）的阶段性成果。
[104]未来，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研究应该是宪法学者对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学术担当。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这一系列政治决断与制度安排，在思想上有巨大解放，在机构和职责安排上终于实现了突破。[12]遗憾的是，后一个方案，也就是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的方案也未被采纳。
[6]这一决议是1982年《宪法》制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应该说这项研究极具前瞻性，对当下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107]这种状况显然也不能适应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所谓合宪性审查的后端，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合宪性审查。[3]同时，长期处于鸭子浮水[4]状态的备案审查也走向前台，开始更为公开和积极地运作。[51]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5-286页。
[35] 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68] 参见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胡锦光：《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体系化》，《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经过十余年积累，中国的基本权利教义学已完成初步的概念提炼和体系搭建，精细化程度和实践回应能力不断加强。
[111]在新的机构设立、新的机制建设的背景下，相关的程序法研究必须更具制度现实性。[10]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3页。
该法最终通过时，第48条（原二审稿第46条）中的发现改为了知道，降低了该条文抵触宪法第40条的疑虑。[102] Christian Starck, Das Bundesverf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Politischen Prozeß, in: Badura/Dreier(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fgericht, BdⅡ,2001,S.7f. [103] 例如，在《网络安全法》起草过程中，笔者曾针对二审稿实质上授权网络运营者检查用户通信的规定提出合宪性质疑（参见张翔：《检查公民通信是谁的权力？——小议网络安全法二审稿第46条》，《法治周末》2016年8月31日），并与北京大学沈岿教授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专家意见，最终这一意见被部分采纳。这里的必要时意味着必须建构相关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的审查标准。邹平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目标定位与机制创新》，《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在笔者看来，这种改变至少应该包括三点：（1）普遍，也就是所有法律草案都应该接受合宪性审查。[109] 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2] 王叔文：《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第6页。根据该理论，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对个案裁判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时，当将宪法原则和精神纳入考量范围，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
[70]在法律委员会原来的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职责之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又增加了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责，这说明，由其具体承担合宪性审查的职责是确定的。[110] 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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